国史对话的可能性是什么?
【日本・中国・韩国国史对话的可能性】
在东亚，“历史和解”问题依然是个未被解决的大课题。通过讲和条约与联合声明，国家间的和解可以在法律层面得以成立。然而，在国民层面，和解却举步维艰。因此，很难说这种状态达到了真正的国家间的和解。历史学家们能够为历史和解做出怎样的贡献呢？
通过日本的日本史研究者，中国的中国史研究者和韩国的韩国史研究者之间的对话，我们十分期待，在“国史”与东亚国际关系史的接壤处，蕴藏着崭新的历史认识。
当然，本会议的目的是从不同立场看待多种历史认识的共存，并非是通过“对话”达成某种共识。
渥美国际交流财团于2015年7月举办了第49届SGRA(关口全球研究会)论坛，讨论了“东亚公共财产”和“东亚的市民社会”的可能性。通过讨论确认了，首先我们要在东亚建立“知识共享空间”或“知识平台”，之后向东亚提供和解型策略的意义。
2016年9月以第三届亚洲未来会议为契机我们举办了首届“国史对话”，“国史对话”平台也因此设立。迄今为止，三个国家的研究者之间虽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对话，但能左右各国历史认识“国史研究者”之间的交流还不够充分，从这一意识出发，我们首先探寻了可能让东亚历史形成对话的条件。具体是通过三谷博老师(东京大学名誉教授)、葛兆光老师(复旦大学教授)、赵珖老师(高丽大学名誉教授)的发表演讲，探讨了中日韩三国各自的“国史”是如何处理亚洲问题的。
为从结构上理解自国史与国际之间的关系，第二届国史对话设定了“蒙古来袭和13世纪蒙古帝国的全球化”的主题。2017年8月在北九州，来自日本、中国、韩国、蒙古的11名国史研究者聚集在一起，从各国国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发表后，从东亚历史的角度，对朝贡册封、蒙古史与中国史、资料的处理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讨论。此次会议的多个报告都表明，只要关注东亚整体的动向，不仅能看出国际关系，还会找到能更深入理解单个国家和社会的线索。
第三届国史对话进一步将考察时间往后移，设定了“17世纪东亚国际关系”的议题。2018年8月，来自日本、中国、韩国的9名国史研究者聚集在首尔，讨论了日本的丰臣秀吉和满洲的皇太极各两次入侵朝鲜，以及其背后以银贸易为主轴的紧密的经济关系，和战乱后的安定问题。另外，为回顾这3届国史对话，还进行了由早稻田大学主办的“面向和解的历史学家共同研究网络的验证”的小组讨论。
第四届对话的主题是“‘东亚’的诞生：19世纪国际秩序的转换”。2020年1月来自日本中国韩国的国史研究者聚集在菲律宾马尼拉市，围绕各国的“西方认识”、“挑战传统和创造传统”、“跨国界人士的移动”问题进行了发表和积极的讨论。为建立圆桌会议与会人员的关系网，我们还配发用3国语言编撰的报告书，并以邮件杂志形式推送与会者文章等。当西方国家将全球化运动拓展到北太平洋时，中日韩三国在政治、经济、通信等各个方面方面都变得紧密，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将“东亚”视为一体区域的想象。我们将这样一种东亚国际秩序的变化、以及当中各国国内秩序的变化作为主题，尝试了国际间的对话。
第五届对话以“19世纪东亚传染病的流行和应对”为主题，由于新冠疫情2021年1月于线上举办。此次对话探讨了在东亚持续交流的历史当中，传染病疫情对中日韩三国的影响和各个国家的社会对策。会议进一步思考了各国在19世纪如何认识传染病问题，提出了怎样的应对对策，并探讨了各国的相互协作情况及其局限性。除了来自各国的论文发表外，还有非常多的前四届会议的与会者以小组成员的形式参加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。 虽然因为新冠肺炎不得已在线上举办，但是我们因此收获了Zoom网络研讨会这个平台，促成了一次有意义的对话。
第 六届对话以亚洲近代的“人的移动与边界・权力・民族”为主题，与第五届相同继续以线上方式（三国语言同声传译）举办。盐出浩之老师（京都大学教授）在问题提出环节中以近代左右人移动的国境为焦点，指出人的移动与国家主权体制和国际政治结构（帝国主义和冷战）
密切相关。在之后的环节中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。本次论坛稍具实验性地以自由讨论为主设置了 1 日的会议流程，实现了充分活跃的讨论，备受好评。
本项目除了推动在论坛、讨论环节中的对话以外，还为建立圆桌会议与会人员的交流网，开始配发使用三国语言编撰的报告书，并以邮件杂志形式推送与会者的文章等。历经 5 年的积累，已经成长为超过 270 人的中日韩各国国史研究者参与的交流网。
■国史对话报告往期回顾
第四届国史对话报告《“东亚”的诞生―19世纪国际秩序的转换―》